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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57年《文艺学习》刊登的“夏可为来信”引发了关于青年的写作、职业和出路的社会性讨论。“夏可为来信”呈现了青年普遍的成长之惑，得到了茅盾、赵树理和老舍的回应，成为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问题的重要现象和事件。赵树理是“夏可为来信”的最早对话者，他对青年出路的思考体现在大量议论性文字和《互作鉴定》《杨老太爷》《卖烟叶》等小说叙事中，通过“生病/疗救”和“劳动/写作”叙事逻辑对沉迷写作、不安心劳动生产的知识青年进行劝谏。“夏可为事件”显示了青年一代在五六十年代新的语境下渴望自由选择甚至弯道成长的诉求，以及青年在有限申诉、抗争后臣服于政治要求与青年治理体系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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