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被传统朝贡册封体系涵盖的国家按照国际法规定的国与国关系进行近代外交建制的尝试,中日《修好条规》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相关研究非常丰富,近年来更是引发多位学者对其签约过程、性质和影响进行重新讨论。而本文尝试将其放置在"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的视域中展开分析,从《修好条规》谈判及签订过程中知识与权力的联结,条约文本的语言、翻译和修辞等问题出发,重新讨论中日《修好条规》之于近代东亚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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