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调查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自我隐瞒,家庭关怀度,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的关系,并明确自我隐瞒在其中的中介效应。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便利抽取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海安市人民医院接受血液透析的126例尿毒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项目包括自我隐瞒[自我隐瞒量表(SCS)],家庭关怀度[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社交回避及苦恼[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使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SCS评分,APGAR评分,SAD评分之间的关系,构建结构方程,使用Bootstrap法验证自我隐瞒在家庭关怀度与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 对126例患者分别发放SCS量表,APGAR问卷,SAD量表各126份,共计378份,有效回收率98.41%,剔除6例患者,以120例患者为实际研究样本量。120例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SCS评分为(35.54±2.79)分,APGAR评分为(6.45±1.23)分,SAD评分为(16.96±2.42)分。使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SAD评分与SCS评分呈正相关(r=0.454,P<0.05),与APGAR评分呈负相关(r=-0.408,P<0.05);SCS评分与APGAR评分呈负相关(r=-0.498,P<0.05)。构建结构方程,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自我隐瞒在家庭关怀度和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贡献率为26.55%。结论 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自我隐瞒,家庭关怀度,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具有相关性,其中自我隐瞒在家庭关怀度与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