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越来越重要。社会治理重心下沉与乡村振兴先后作为解决基层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决策而提出,对作为最基层的乡镇党委、政府及其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多的任务。这也为乡镇党政干部原本就比较频繁的流动增加了新的影响因素。乡镇党政干部的向上、横向与向下流动,都会产生多重的正负效应。为此,县级以上党委政府需要加大对乡镇党政干部的激励措施,同时鼓励干部向下流动到村社,因地制宜地领导和推进乡村振兴。在治理下沉与乡村振兴过程中,乡镇以上党政干部的向下流动既需要完成治理与振兴的任务,又需要解决基层政府日益沉重的乡村社会管理成本问题以提高资源投入的边际效应,还需要达到重塑乡镇政权政治权威与政治信任的目的。而随着"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逐步形成,下沉的党政干部也需要在乡村社会完成从"进场"到"在场"再到"退场"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