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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乐记》是中国先秦儒家“听文化”最高峰的侧面之一，另一侧面是“孔门儒学”。儒家“听文化”具有双重历史效果，一是构造权威，二是引起争鸣。科举制与“前科举制”的重要区别在于对“听文化”的态度，中古儒家选材从“综合考察”到“试卷定音”是一大转变。考察《说文解字》“耳部”“目部”“言部”字及音乐三要素对人的影响分别可从文化学、心理学角度说明“听文化”的本质是理性。音乐是一门可使人更智慧的学问，但由于“礼学”的显赫、“音乐思维”在我国历史上并未得到像近代西方那样的市民化、音乐训练本身的高成本、绘画艺术的竞争，儒家乐学在历史上始终难成气候。当代儒学教育应当更加注重“儒学哲学教育”。信息的获取主要来自“听”,自律是人在面对外在复杂信息时，进行内在情智秩序合理化调整的道德实践。中国的“聖”(智慧),“目”并不在其中，所以应当理解为自律的信息接收(耳)与自律的信息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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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高等研究院; 山东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