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周作人在1930年后所买中国古籍多来自三处:北平、上海和杭州。不同之处在于,厂甸买书“不愿意打破纪录空手而回”,而身在北平的周作人通过外地书店寄赠的书目获得书籍信息,有所欲者才寄函购买。但在看到杭州经香楼的出售目录中有《二树山人写梅诗》后,他匆匆寄信收书,并在末页写下:“今年一月,忽见杭州经香楼书目中有此,亟嘱寄阅。则并续篇在内,尤为可喜。”急于购买此书,源于周作人作为藏书家与学问家的耦合,尤其是对“知”的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