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礼、法兼重的治理模式,导致形下治术层面标准的混乱。王安石欲以形而上的“道”或“法度”来统合礼与法,以此解决礼、法在价值层面的对立。但王安石一方面以“道之体”统合“道之用”,以“道之用”呈现“道之体”,另一方面又以“适用为本”,以“用”为“本”的趋向导致体用二本,未能解决治术层面的礼、法冲突。这区别于道学家以道德仁义为内圣之“体”,以治理之术为外王之“用”,并以内圣之体引导外王之用的连续体。王安石的道论,尚未将道德仁义与外在治术完整结合,以建立内圣外王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