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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唐书·杜甫传》称安史之乱初期，身在鄜州的杜甫听闻肃宗即位于灵武后，“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这被学界普遍接受。不过，比《新唐书》成书早，以及同时代的多部关于杜甫的公、私传记史料却未载此事，直至南宋注家才据《新唐书》将“北奔灵武”与“为贼所得”写入杜甫年谱。实际上《新唐书》是将杜甫自述的“陷身贼庭”误解为“为贼所得”。在崇杜与视杜甫为“忠君”典型的大环境下，为了弥合杜甫行踪，《新唐书》或据小说杂说，或出于推断，最终书写了“北奔灵武”与“为贼所得”之事。其实杜诗中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杜甫有此经历，反而有杜诗暗示杜甫主动从鄜州南下长安。由此，杜甫在安史之乱初期的行动与心态都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