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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性灵说”始于南朝，经由刘勰的《文心雕龙》回归“诗言志”的传统。清乾隆年间的袁枚试图以“真性情”消解礼教的束缚，将诗学的重心由“言志”转向“言情”。在此过程中，随园给予袁枚对外交往的空间，诗话给予袁枚臧否文坛的权力，一个用“温和—生产—利润”原则扩散话语权力的模式得以建立，“言己”成为此模式的重要表征。在文网密布的乾隆朝，“性灵说”的存活是“去政治化”的结果，也意味着士人阶层价值取向的异化，从以“言志”为核心的精神传统，逐渐走向重利轻义的一面。这种文化的下行加剧了中国近代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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