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连绵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相沿构成与其他古老文明距离甚远的独立地理单元,其接受域外文明营养并不十分“幸运”。我们高度崇敬先民艰难的远程中西交往,更珍视借陆、海“丝绸之路”东来的域外文明精华及影响。夏、商、周以青铜冶造和井田制贵族家系共同体为社会经济特色。战国到中唐,国家分授或规制土地,口赋劳役重于田税,豪强士族颇盛。中唐到清,“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和“两税法”等面世,农商并重明显,缙绅与富民支配乡里。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改变这一屈辱地位的民族自强,共同建构了中国现代文明的成长。先秦贵族政治盛行,王(天子)为共主与诸侯方国藩屏四方,属于较松散的大一统。皇权官僚政治,亦即皇帝专制中央集权,是战国以降的基本政治制度,郡县职业官僚充任其运作工具。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埋葬延续两千载的皇帝专制。南京国民政府终结军阀混战,但推行独裁“党国体制”,又与现代民主制度相去甚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全新的国体和政体制度的建设与不断完善的历史由此展开。五千年来,无论中华民族抑或中华文明,都呈现“多元一体格局”。各兄弟民族及地域子文明的汇聚滚动,血脉交融,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的持续辉煌。时至近代,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各兄弟民族最终汇聚成为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现代中华民族。五千年精神形态的思想文化先后有百家争鸣、三教交汇、理学复兴和“五四”新文化等四次繁荣高潮,尤其是诸子百家争鸣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具有划时代意义。
- 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