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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毕加索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原始主义艺术在各自领域颇负盛名，但阿多诺似乎褒扬前者，贬低后者，尤其是他对斯特拉文斯基的批判也一直受到批判，有必要探讨他双重判断背后的辩证根据与批判旨归，考察其合理性。阿多诺根据启蒙辩证法的逻辑，将毕加索作品视作现代艺术中“丑”的强势回归，它既是远古恐惧的现代印迹，又构成对启蒙的批判，更是艺术精神化与艺术自主性的内在需要；而斯特拉文斯基的原始主义音乐同样表现丑与不和谐，阿多诺却斥其为“倒退”,新神话的生造，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同谋，这则与阿多诺对集体无意识以及现象学本真性的批判相关联，是同一性批判在艺术领域的延伸。与对毕加索的肯定相较，阿多诺对斯特拉文斯基的否定不应该被理解为单纯的贬斥与妖魔化，其原始主义音乐中的异化与虚假意识恰恰构成其真理性内容，亦有其先锋性。阿多诺视之为一个辩证图像，而阿多诺对此的“否定”也同样应该被看作一个辩证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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