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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选》的东传推动了朝鲜纪行赋的创作与发展，其中选录的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潘岳《西征赋》及这类赋作所树立的行程与历史相结合的书写范式成为朝鲜文人创作纪行赋的规范。文人赵彭年于“壬辰倭乱”期间创作的《龙湾述怀赋》和《南归赋》展现出鲜明的“赋史”意识与特征，在承袭中国纪行赋书写范式的同时又有所创变：叙事视角由追怀历史遗迹转变为记录国家时事。在倭寇入侵、国家危亡的特定历史语境下，赵彭年既浸染文坛纪实文风，又吸收杜甫“诗史”精神，其纪行赋的“赋史”叙事不仅记录了“壬辰倭乱”时期的朝鲜时事，还通过开拓叙事空间及强化叙事功能提升了纪行赋的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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