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调查军人智能手机成瘾状况,并考察军人自我效能感与智能手机成瘾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焦虑在其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AS-SV)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对5 304名军人进行调查。运用相关分析探索变量之间的关系,并采用PROCESS宏程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5 204份。智能手机成瘾的检出率为9.90%。军人自我效能感与智能手机成瘾呈负相关(P<0.01)。自我效能感可正向预测社会支持(β=1.76,t=21.83,P<0.001),社会支持可负向预测智能手机成瘾(β=-0.35,t=-9.69,P<0.001),社会支持部分中介军人自我效能感与智能手机成瘾间的关系,社会支持程度高的个体智能手机成瘾的可能性更低。焦虑调节该中介模型的后半路径(β=0.05,t=3.65,P<0.001)。焦虑程度较低的军人,社会支持对智能手机成瘾的负向影响更显著(β=-0.35,t=-9.69,P<0.001)。结论 自我效能感对军人手机成瘾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