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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源熙的《诗序》研究以大胆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方法，在西方理论背景下探寻了《诗序》对《诗经》的讽寓性阅读模式，以及《诗序》构建中国历史的诗学化方式，拓展了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视野，在予人启发的同时，其研究也呈现出一些局限性：将“讽寓”“规范性阅读”等西方概念运用于中国古典语境中，与“比兴”“美刺说”相对应，显而易见地造成了术语的混淆与理论的龃龉，不仅损耗了原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中的丰富含义，也掩盖了中国的修辞语言、文学内涵乃至哲学理念的独特性，使之在翻译的转换后，读者更难以触碰语词文化沉积下的原貌，并且未足够彻底地建立一个比较的系统以发掘和表达中西文学的同构性和可译性，而是简单化了中国《诗经》的接受史，论述中也缺少中国文化史与古典哲学的维度，导致其解构阐释呈现出牵强之处。同时，苏源熙仍然使用了他所想要规避的主题化和预设目的的论述方法，没有超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陷入了新批评与解构主义的自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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