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魏玛文化困境的分析中,克拉考尔指出,宗教与各种形而上学所给出的药方无法解决时代问题,而必须关注魏玛现代社会的具体现实。据此,克拉考尔将"酒店大堂"作为考察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场域,通过其与宗教礼拜堂的对比,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里的空虚,以及现代人彼此疏离的原子化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