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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法定犯时代，为避免刑法过度适用减损国家治理整体效果，刑法学界提出了司法限缩方案，希望通过激活违法性认识的适用、严格审查前置的违法性、实质判断法益侵害程度来实现出罪减责。上述主张，忽略了司法证明对构成要件的反向制约作用。违法性认识证明困难，决定其应作为责任要素，而非故意要素。行政监管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片面强调司法认定的独立性，否定行政鉴定与行政认定证据资格，不具有现实性。应区分关于专门性问题的报告和行政机关处理决定或意见，对前者参照司法鉴定意见予以规制，将后者归入辅助资料。将个人法益受到侵害作为法定犯构罪的前提，与增设法定犯特别是抽象危险犯立法目的不相适应。抽象危险和具体损害，只有通过反向刑事推定方可建立可转换的联系，从而实现积极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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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