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阐述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第一人，其文《爱国论》深刻洞见了“国”与“民”的关系，此文，以翻译为桥梁，对开化期朝鲜“恢复国权、启发民智”的爱国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爱国论》在朝鲜的三次翻译充分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选择与干预，而且作者通过不同文体的翻译尝试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开化期朝鲜汉朝翻译的面貌；体现了近代新概念、新文明的一系列新词语也通过翻译走入处于激变期的朝鲜语词汇系统，充分发挥了翻译的语言价值与创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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