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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善注《文选》引《七略》记扬雄《甘泉》《羽猎》《长杨》三赋作年,然又以其与《汉书·扬雄传》及《成帝纪》等不合,故疑《汉书》或《七略》皆误。其后关于扬雄四赋作年之争一直众说纷纭,或认为作于永始三年或四年,或认为作于元延二、三年间,甚或认为《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作于元延二年,而《长杨赋》则作于绥和元年或二年。考《汉书》扬雄本《传》及《成帝纪》等相关史籍,《校猎赋》并非《羽猎赋》,李善注或沿唐前旧钞旧注之误而致篇名误题,因生疑窦。《汉书》与《七略》所载并无相悖,而实具互文之义,对李善注的发覆实于《汉志》义例之理解深有助益,于汉代文学理论观亦颇可借以窥其端倪之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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