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的工业小说写作之所以能够在新时期初期达到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高度，与其此前在社会主义观念—实践体制中自我感与文学经验的辩证重塑密切相关。在此过程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其文学认知深化的关键环节，由此他得以有意识整理和转化“深入生活”的原则，以此有力呈现工人身心变化的时代经验。不过，他过于依赖窄化的“权力”视角建立把握工业现实的认知意识，由此带来小说叙事的不稳定性，并最终陷入被时代无意识拨弄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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