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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费孝通在环境保护、生态治理、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等方面，做了丰富的前瞻性学理论述。“四层八条”的生态问题成因与“三面七方”的治理思路，构成其生态思想的基本框架。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心态秩序是生态问题多元成因中更具因果性的原因。从“三态”论到“五相一体”论，费孝通突破了自身环境财富论、以人为中心的生态观，提出并进入环境中心论、人与自然协同演化的生态观，为中国人类学的生态认识提供了新视角，也提供了中国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本体论转向”、跨物种民族志研究相互对话、和而不同的理论基础。吸收和采借不同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对史禄国分析立场的回归，使费孝通在学术生涯末期的生态思考中，完成对自身思想及师辈部分思考的超越。费孝通生态思考的目标，是达成“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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