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之一,他在1918年提出的“人的文学”主张,代表了现代文学的宣言,影响巨大且深远。他在创作新文学作品以外,亦创作旧诗以为补充。或抒发早年的青春激情,或抒发中年的犹疑彷徨,或抒发儿时的记忆世界,但大都围绕个人事、个人情而展开。寻求超然人生,成为他中后期思想与情感的主调。故“凄凉读尽兴亡史,东亚名邦有几存?”变成了“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这与他认为“诗以言志”与“文以载道”相对立亦有关。在他看来,“言志”方能写出流露真情的好作品,“载道”则落入说教而成公式化的客套。但他错识了“言志”与“载道”。古人“言志”即意在“载道”,“载道”即意在“言志”,将二者融合的往往创造了伟大作品。周作人一味“言志”不免落入了言说的过细过微状态,失去了感时忧生的阔大境界。一味地小,有时比一味地大要精致,有时也确比适宜地大显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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