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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尚贤与重势是先秦时期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慎子“势位屈贤”的思想从政治统治的层面否定了尚贤路线，开创了重势的政治道路和以“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韩非继承了慎子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理—势”的认识论、“缘理而用势”的方法论、“任势治国”的实践论，完成了由“势”而“治”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韩非得以在国家治理层面将“贤”重新纳入重势主义的范畴之中，让“贤”服务于国家善治所需“人设之势”的创建，并最终通过“法治”的治理模式实现“势”与“贤”的统一。法家势思想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一个“势”与“贤”的辩证逻辑，理解这一逻辑是破解梁启超学术公案的关键。这一学术公案的产生与梁启超对《韩非子·难势》篇中“应慎子曰”思想归属的判定并无必然关系，而是直接来自于他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误读”，但这种“误读”是他对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值得今天进一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