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命政治作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其术语的框架与内涵存在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型。福柯从谱系的视角分析权力治理形式的变化和阿甘本悬设先验原初结构对赤裸生命的分析,皆囿于权力场域对生命进行治理或宰制。奈格里、哈特认为,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逻辑具有深刻的片面性,因为他们所强调的权力的生产性不仅蕴含着生命政治的悖论(死亡政治),而且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命生产性维度的缺失。究其根源在于忽视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现实基础的分析。正是在这一点上奈格里、哈特回到马克思同时又试图超越马克思,他们从后福特制时代生产模式和劳动的技术性构成发生新变化这一现实基础出发,作出在当代社会非物质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的判断。非物质生产的核心是生命或主体的生产性,由此更新了当代生命政治的理论内涵,阐发了当代社会关系中生命主体蕴含的潜力。这种激活革命主体和重塑阶级逻辑的理论进路,进一步凸显出切中生命本身的生命政治理论所蕴含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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