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共建政后,川陕地区的狩猎活动由自发性的个人行为演变为国家主导的集体行为,保护农业生产和增加外汇收入是政府组织农民狩猎的主要原因。在狩猎活动中,由于各职能部门经济核算指标的不同,在如何利用野生动物资源问题上出现了矛盾,管理机构不一也加剧了这种矛盾。增产粮食的优先性是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道路上的阻碍,也是矛盾难以调和的根本原因。粮食生产与资源利用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给野生动物资源造成了破坏,为了保护资源,国务院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