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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黔东南苗族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往往按照支系、宗族、族群或地域流传有众多民俗节庆。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和资本积累迅速进入黔东南苗族社会,面对全球化经济的强势挤压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自我诉求,地方政府、学者群体以及民间社会渐次结成同盟,以历史上形成的民俗节日为媒介,张扬民族节庆文化的地方性特征,转换民族文化的原生论认同心理,转而突出利益驱动的场景论认同,将仪式性、民俗性音乐文化内涵及其行为方式作为地方文化资本积累的资源,进行"地方社会重建",形成了两条并行的变迁线路,其一是初遇全球化—全球地方化—地方全球化;其二是民俗音乐传统的排他式守望与纯粹性复苏—资源化守望与借入式"发明"—整体性守望与主体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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