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七十年来,中国艺术史论围绕怎样评判齐白石(1864年—1957年)花鸟写意,一显一隐地纠缠着两条路径。其中,"以论带史""以论代史"为标识的苏式路径之特点,是在用苏联理论模式把齐白石虚构为"人民画家",强调是齐的贫农身世造成了其绘画的民间趣味暨工笔写实(近乎"现实主义")。其始作俑者是王朝闻,这一路径自1952年至2013年,至少绵延了六十余年,堪称显性"主流"。另一条非苏式路径之标识是"以史鉴论""论从史出",其要害是解构"人民画家"说,还齐白石在艺术史的本来面目,证明齐之所以成为"齐白石",关键在其"衰年变法"(1920年—1930年),遂使其"画法"(技)从簪花工笔变为写意粗笔,其"画风"(艺)从冷逸寒鸟变为红花墨叶(温情虫草),其"活法"(道)从湘土画匠变为吴昌硕(1844年—1927年)后足以标志中国现代水墨之高峰的世纪传人。这条隐性"边缘"路径的代表是齐白石本人,其生前留下的《白石老人自传》《齐白石诗集》《谈艺录》作为非造型性文献(史料),当能启示后学从中读出另一条真正无愧于中国艺术经验的史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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