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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治邦之道》乃探究如何治国安邦的政论之文。就现代哲学的视域来看，《治邦之道》可谓摄取了墨子“十论”的主要理论成果，其以“尚贤”之不避贵贱、才德兼备作为治国安邦的关键，又以“兼爱”之公共性与普遍性作为“尚贤”的价值根据，以“非命”之意志展现与内在强化作为“尚贤”的潜在动力，以“尚同”之政治愿景与治国模式作为“尚贤”的理论补充，以“节葬“”非乐”之民生主义、实用主义作为“尚贤”的现实指向。清华简《治邦之道》与传世本《墨子》在思想内容上的契合，表明《治邦之道》的写作时间或与《墨子》相当、或比《墨子》稍晚，即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也表明《治邦之道》或出自墨子门人，或出自受墨学影响甚深、与墨家关联甚密之士阶层。由墨子“十论”与清华简《治邦之道》这一思想史线索可知：早期墨学既有“节用“”节葬“”非乐”的实用主义特征，又有“兼爱“”非攻”的理想主义色彩，既有“天志“”明鬼”的“神道设教”与非理性意味，又有“非命“”尚贤“”尚同”的非凡价值追求与超前政治构想。这表明墨子“十论”思想体系之内部其实充满张力：一方面，“非攻”的政治主张、“兼爱”的价值观念与春秋战国群雄并起、诸侯争霸的时代特征与历史氛围判若水火；另一方面，“尚同”之政治模式、“苦行”之生存方式也与彼时差异化之社会构成、自由化之生命要求大相径庭。此二方面亦是“墨学中绝”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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