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治学”到“治世”,梁漱溟迅速转变自己的学者身份,全身心投入乡村建设的调查与实践,这是他所认为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他提倡以“伦理本位”为根柢的组织形式,打通以乡村社会整体发展为代表的“公领域”与以民众道德情感为代表的“私领域”之间的界限,力图探索一条新的社会发展之路来挽救乡村、促进社会发展。然而,由于时局动荡、研究院的内部分歧以及乡土社会难以打破的固有文化结构等种种障碍,乡村建设陷入困境之中。这一境遇体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力量与具体实践的强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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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山东大学; 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