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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忽必烈东征日本后不久，镰仓时期的《八幡愚童训》《一谷入道御书》等宗教文本中出现了强大而恐怖的蒙古人形象。这一方面源于日本不敌元朝的悬殊军事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也同石清水八幡宫和佛教日莲宗的传教活动密切相关，二者合力塑造出蒙古人暴虐无极的形象并将其广播日本。江户时期，“ムクリコクリ”(蒙古[人]高丽[人])和“元寇”二词勾勒出日本人复杂的对外心态，恐怖的蒙古人形象成为攘夷论者用以鼓吹强烈排外情绪的工具。明治以后，该形象又通过“国难”“护国”“国圣”“国防”“国民”之名被纳入日本国家主义话语体系，服务于近代日本的民族国家建构和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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