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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当代社会，完全或部分源自人体并应用于临床生物材料的“人源性医疗制品”具有重要的医疗与研究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源性医疗制品被广泛地应用于维持和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过去二十多年，临床医学对人体器官、细胞、眼角膜和其他人体组织的需求急剧增长，而供给的主要来源是自愿捐献，因此社会供给量并未跟上医学需求的增长速度。因而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人源性医疗制品的自愿捐献基础和数量增加如何可能。关于人源性医疗制品捐献的相关学术讨论多集中在个体意愿、道德意义等面向，对于动员捐献的体系处于存而不论的状态。体系的成功被默认为是“国家高层重视”或“财政投入增加”等因素作用下自然而成的结果。这种简单化的归因掩饰了动员捐献体系成功的关键实际上是建立在对人源性医疗制品的复杂性治理当中。对此本文以中华骨髓库的重启为例，借助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比该库重启前后的绩效表现与运作系统，论述在相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前提下，中华骨髓库重启后的绩效表现何以明显优于从前。研究发现，中华骨髓库的重启可以视为行动者网络拓展的过程，一方面在组织架构上“征召”了更多的社会同盟者，另一方面在动力机制上转译了造血干细胞捐献的意义，继而将政府部门的重视与财政投入的增加转化为绩效上的成功，完成拉图尔所说的“黑箱化”过程。本研究结果阐明了机构对人源性医疗制品的治理运作与组织绩效之间的紧密关联性，借此为我国人源性医疗制品的相关治理机构提供重要的行动参照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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