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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文化政策演进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关键，也是解决文化遗产管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在民族复兴和文化强国的复调背景下，由国家顶层创新性提出的文化遗产保护新制度。本文按照制度演化理论，系统梳理国际遗产管理思想和中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演变，以此探索国家文化公园制度的源流、创新与愿景。通过梳理国际遗产文件发现，遗产的保护原则由“真实性”向“完整性”发展，保护对象也从“单一性”逐渐变为“多样性”，线性遗产理论逐步走向成熟，为国家文化公园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管理制度，本文分析了这项制度的演变与局限，为国家文化公园提供了实践背景。回顾中国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历程，可将其划分为制度草创（1956–1965年）、制度生存危机（1966–1977年）和制度重生（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并分别体现了朴素的保护主义、隐忍的保守主义、全面的发展主义中国三个不同阶段的文化遗产管理的思想。中国文物保护单位制度自成立至今，在民众思想、制度发展、文化发展三个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但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渐渐暴露出其在文物管理和价值表达等方面的局限性。国家文化公园制度是文化遗产制度内部矛盾和遗产理论演变的产物，其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体现了“整体性保护”和“融合性发展”这两大核心内涵。在未来，随着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的成熟，将形成以国家文化公园为主导，以多类文化资源为补充的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系，最后这项制度所建设的内容将成为中华文化的标志，并内化为民族共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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