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职业化”的香港中乐合奏,是一种超越了乐队形态和听觉感知层面的文化现象,消费社会语境下中乐合奏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与过程,景观化表演模式、作品经典化过程和艺术节品牌策略,展现出个人主体性、集体行为和技术操控交互构成的中乐合奏文化机制。在这种文化机制的建构过程中,中乐合奏逐渐成为香港中国现代音乐的符号,某种程度上掌握了香港地区音乐文化的信息控制权,定义和引导了香港民众对中国当代音乐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