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受到传播学“美国源流”的影响相对较大,不论是实践活动还是研究活动都表现出对符号、文本、媒介等离身研究对象的重视。这种“身心二元论”的研究取向对于探索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有一定帮助,但也使研究者和用户对自身合法性产生怀疑,发出了一种“我是谁”“我在干什么”之类的追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对于未来媒体、人工智能媒体的盲目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