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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买卖”作为拐卖与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核心要素，是对犯罪行为恶性本质的再次强调，不应废除；对合犯论缺乏解释目的性，人格尊严论不符合法益具体性要求，不能成为法定刑升高的依据；预备犯论、危险犯论欠缺后续重罪的必然性联系，重罪范畴立论单薄；数罪并罚论出现规范理解错误；文章坚持维持派基本立场，以“买卖”行为前后人身犯罪为中心，探讨两罪差异化处罚模式的理论依据，并主张立法论研究应向司法论研究转变，结合司法实践，强化行政执法实效，严格刑罚裁量，切实将规范充分适用于打击犯罪，并积极开展罪前预防措施的构建，才是控制买卖妇女类犯罪发生与保障妇女人身自由、安全的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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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苏州大学; 西南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