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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儒学的经世取向从宋代“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变为“化民成俗”的下行路线。面对社会世俗化趋势与社会关系变迁，儒学思想在乡村治理上发展出宗族、乡约、讲会三种典型模式。三种模式在乡村社会形成了较完备的组织结构，承担了较多治理职能，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同时展现出儒家乡治实践的典型特征。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是儒家对传统乡治模式的接续发展，基于地缘关系的乡约是儒家在自身义理框架内的改良创造，基于“朋友之义”的讲会则是儒家突破传统义理的革命创新。三者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民间社会自治的力量，显示出儒学因应社会实际进行自我调适的实践成就。三种模式治理乡村社会之得失揭示出儒家思想与明代转型社会互动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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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