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东晋时顾恺之的画论标志着绘画理论跳出教化功能的束缚,在保留了大量技法运用经验的同时强调了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价值;其后王微、宗炳在理念深化与领域拓展的方式上进一步发展了顾氏的理论。齐梁之际,谢赫的努力正式架构了中国画最初的审美体系与技法体系,并在评论时强调目鉴样本数量、综合驾驭画题能力以及创新性的重要,为后世论画活动的开展指明了方向,但其给予顾恺之劣评的事实亦反映了是时画家客观理念的局限;而姚最、萧绎则从艺术传承与审美拓展的角度丰富了谢氏的体系,最终促成了"品格论"的正式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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