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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数字传播中，由于技术的去蔽，个人行踪轨迹正在代替身体本尊“在场”,促使互联网成为身体行踪轨迹的“元档案”。行踪轨迹所形成的个人数据呈现出所有者与处理者相分离的现象，处于一种被收集、被储存、被传输、被控制、被访问、被处理的状态，以私人空间为主的身体日常轨迹演变为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资源和数据资源。传播的偏向再次显灵，身体的多重性被技术去蔽，呈现出身体面向的多样化。“在场”的价值不再是身体功能的实现或“操劳”,也不仅是“情景”或场所的呈现，而是人的主体性，是对存在者“存在”的把握。人的需求和元动力成为身体“在场”的最后依据和理由。技术把身体的“在场”延伸为行踪轨迹的“在场”,由此带来数字技术对身体的数据化和物化。不仅大众传播时代存在对身体“在场”的忽视和疑问，就是在数字传播时代，生物技术和传播技术也再次掀起疑问：身体是否有必要“在场”?技术能否取代身体?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部分人的行踪轨迹被另一部分人所“集置”;二是人的行踪轨迹乃至人类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对象，行踪轨迹的数据化与物化暗藏着这一发展趋势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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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