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刘三姐系列文本的研究大体遵循两种思路,一是通过从文本中寻找民族性、地方性元素阐述其民俗审美风格,二是通过分析文本话语层面的压迫与转化关系考察其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建构。这两种研究多少都忽视了文本生长过程中所面临的更多复杂的历史性因素,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三姐》所处的群众文艺运动高潮和新歌剧的"民族化"探索的背景,以及它作为群众文艺经典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