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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民族治理的基本方略，分城而居在清代各地城坊的区划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以清代北京地区而论，这种畛域分明的空间设置，使得内外城民众在曲调好尚与抄刻方式的择取上隐现出面目迥异的文化面貌。具体而言，乾隆以后北京内城旗民唱曲风尚日盛，使得岔曲、马头调等曲调在内城旗籍民众间风靡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八旗文化的烙印。与此同时，诸如百本张等手抄书坊，其经营地点与潜在读者又均在内城，故在消费导向下往往亦以此类曲调作为主营，继而在唱本抄售过程中相较外城兄弟民族呈现出多元化的曲调偏好。至于外城书坊，则以刻本居多，其销售市场面向外城，与手抄书坊界限分明，是以在时调的选择与刊刻上亦以外城民众所熟习的曲调为主。此外，受历朝右文政策所影响，京师旗籍民众两百余年来于礼乐文化浸淫日深，其文化审美倾向亦与定鼎之初大相径庭，故在抄本唱词中往往呈现出清新可喜的文学风味。尤其是在古典诗词的熔铸化用上，此类唱本与当时一般时调中取媚流俗的轻佻做派判若天渊，在欣赏群体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底层士大夫烙印，至于抄本书坊在内城唱本销售中的优势地位，则使得这种审美取向在文本复制的同时被不断放大，表现得尤为显豁。我们对其间种种诱因的考索与探讨，则可以在坊市区隔的边际效应与抄本书坊的策略选择下，勾勒出民族审美趣尚升降与流动的轮廓，而这些也成为清代城坊空间中民族融合的一大力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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