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问责作为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政策工具，备受学界与社会关注。然而从目前的实施实效来看，由于缺乏明确的治理逻辑指向以及缺乏内在共意的学术共同体参与，造成学术问责出现低效、单向度的虚假治理困境。因此，厘清学术问责的治理逻辑成为扭转虚假治理、形塑“善态”大学学术场域空间的关键。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学术问责需要建立协商承认的学术共同体，实现从行政身份束缚到共意商定学术契约的转向，同时坚守共同的学术治理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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