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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布莱希特《四川好人》在川剧中的三次跨文化改编反映了不同时期川剧创作的内在维度与自我要求。追求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跨文化交流策略，从80年代探索对西方戏剧内容与形式进行横向借鉴，到90年代以后将西方经典作为川剧内容素材进行本土化创作，川剧逐步完成了对异质文化从传播、接受到改编、再现的本土化转变，旨在对中外优秀文化兼收并蓄以发展自身，而非在普世主义影响下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改编陷阱。这一真正立足于本地域、本民族、本文化的创作策略也为川剧未来的发展点明了方向，彰显了川剧跨文化改编与发展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书写了振兴川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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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央戏剧学院; 四川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