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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算法作为辅助或替代经营者决策的工具，提高了默示共谋的发生率和稳定性，这引起了反垄断理论界与实践界的高度关切。然而，当前对算法默示共谋的反垄断规制不尽如人意，从规制现状考察，发现针对算法默示共谋的立法与执法调整效果甚微；从规制制度审视，探之行为认定存在协同行为路径和共同市场支配地位路径之冲突，且不同路径下证据证明困难重重，责任主体与责任分配问题也未得到妥善解决；从规制理念审思，发现包容审慎的规制理念已非应对算法默示共谋的最佳选择。对此，在规制理念方面，需由包容审慎向“强干预”的规制理念转变，形成对算法默示共谋事前、事中和事后规制并重及法律和技术共治的规制范式。在规制制度方面，行为认定可以协同行为制度为主，以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为辅，灵活利用不同类型的间接证据证明“合意”或“共同性”,确立优势证据标准以判断证据证明力，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标准。最后，确立提供者和使用者作为责任主体，并按照控制程度和获益结构合理分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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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