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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茅坤之前,柳宗元的“与故人书”往往被认为乞哀望援,格调不高,其评价以否定居多。茅坤仕途坎坷,中岁削籍,一腔郁愤,与柳宗元为近,乞哀望援,亦所不免,因而能够揣情度理,拨弃旧见,第一次全面肯定其“与故人书”的文学价值。茅坤认为,柳宗元“与故人书”的“沉郁”风格,从司马迁《报任安书》和杨恽《报孙会宗书》而来,实系“发愤著书”的产物。他还认为,柳宗元“与故人书”代表了其在古文运动中的最高成就,与此前带有六朝锦色的骈散相兼之作判然有别。这就从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继承和中国散文骈散分流的宏大视角肯定了柳宗元“与故人书”在中国散文史上的重要价值,可以看作柳宗元散文批评的分水岭。清人基本接受了茅坤的新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刻、更加细腻地阐明了柳宗元“与故人书”的审美价值。茅坤对柳宗元“与故人书”的重估是柳文经典化过程中的关捩,对清代柳文地位的提升具有先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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