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比较文徵明的两幅《真赏斋图》卷,发现嘉靖二十八年的《真赏斋图》卷采用了雅集图的构图方式,是一种程式化构图,而嘉靖三十六年的《真赏斋图》卷更为真实地反映了真赏斋的周边环境。这一差异缘于两幅画作的创作意图不同。嘉靖三十六年的《真赏斋图》卷反映了华夏对于身份塑造的主体诉求的意图更为强烈。作为收藏家,华夏希望以赏鉴者的身份,而不是好事者的身份留存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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