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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雍正三年(1725),在清廷大规模推动“改土归流”的时代背景下，龙州土州被分解为上、下龙土巡检司。雍正七年，下龙土巡检赵墉因举止贪劣而遭到革职，因承袭无人，太平府通判暂摄理下龙土巡检司政务，从此却变成常驻。至乾隆初年，安南北部陷入动乱，奉命备边的地方官员察觉到下龙土巡检司不合常理的政治生态。同时，地方“复土”势力利用空悬多年的土巡检之位不断地制造阴谋、欺诈民众而从中取利。清廷针对此状况做出回应，将土巡检之印销毁以绝后患，但否定了下龙土巡检司升为州县的动议。乾隆末年，安南内战已经决出胜负，西山朝君主阮惠请求重新开放中越边境贸易，广西边境获得解禁。出于加强稽查边境的考虑，清廷将太平府通判改为同知，其驻地下龙土巡检司也改设为“龙州厅”,从而使下龙地方的行政建置与内地趋于一致，结束了自雍正七年以来近七十年非土非流的政区形态，并对当地民众的科举应试程序产生影响。透视这一过程对于理解边疆地区“改土归流”的定义以及诠释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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