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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注解是文学文本接受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清代《西厢记》接受史上，邓温书评释的《增补笺注绘像第六才子西厢释解》和朝鲜王朝文人文汉命注解的《后叹先生订正注解西厢记》,都是以金圣叹评本为底本的注解本，二者在词汇注解数量的多寡和密度、注解对象和内容的侧重点和角度、注解和征引文献的方法手段以及文本大意解析的关注点上存在显著区别。中原和朝鲜半岛社会环境、民族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的差异，历史和文化传统赋予注解者的“视域”,影响了《西厢记》的注解。口头语言、制度、名物以及对戏曲文体的陌生，使文汉命的注解出现了偏差。但无论是文汉命本还是邓温书本，都是理解者从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现时语境出发，带着自身认知的“成见”,与王实甫及《西厢记》进行对话的结果，都是《西厢记》阐释的效果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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