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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598年4月13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为了尽早结束国内的宗教战争,颁布了《南特敕令》。在《南特敕令》之下,胡格诺教徒不仅在宗教、法律、政治上获得了法国国王的承认,有宗教信仰、担任国家官职的自由,更在军事上获得了可以修筑城堡、拥有军队和武器的许可。法国国内很快便由此涌现出了一百多个国中之国,对其中央王权的稳定性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强化王权和加强中央集权,在随后的近一百年间,法国国王先后颁布了《阿莱斯恩典敕令》和《枫丹白露敕令》,尽管这些敕令最终使得法国强化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天主教在法国的核心地位,但其在推行过程中仍然过于简单直接,缺乏政治智慧。尤其在《枫丹白露敕令》高压下,法国的新教徒不得不背井离乡。新教徒的离开于法国而言,是技术与人才的双重损失,也最终导致了后来英法争霸中法国处于劣势。而早在公元前127年,中国西汉汉武帝同样面临着国内诸侯国尾大不掉的难题,若同法国一样"一刀切"直接铲除封国,势必会导致战国故土人心涣散,加剧汉帝国内部离心倾向,长远来看,这对于汉帝国解决北患、向西开辟丝绸之路是不利的。在既要强化中央集权,又要巩固地方人心这一看似"两难"的局面下,汉武帝颁布了《推恩令》。规定地方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外其他庶子同样可以分割部分领地为列候,归郡统辖。两条法令带来的效应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此后两千多年来"大一统"格局由此定型,而在法国《枫丹白露敕令》折射下的欧洲至今仍然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研究"推恩令"对于理解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和古代政治智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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