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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唐盛世创造了诸多领域的巅峰,书法即是其一。李邕行书亦以独特的创变方式,暗合于盛唐奋发向上的浪漫主义情调,在唐代书法发展走向中担当着一个不易觉察的"拨转者"角色。这种创变体现在其专注于以行书入碑,使行书用途发生社会普遍性的转移;突破藩篱,改革行书笔法;强调个性结字之法,突出心性与结字体势上内在关系的一致性诸方面。他的书法极具"表情"特征,强调个体心性与自身特色,在初唐"二王"书风藩篱之下异军突起,树起与姿媚相抗行的审美标杆,形成另一种倔傲而沉雄的个性审美新范式。他的书法抒情表意的艺术特性,在"行书"上得以具象化,并在碑刻实践中得以推广,这在中国书法史、艺术史,乃至文化史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