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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小说《明天》中，格雷厄姆·斯威夫特以生命的孕育和延续为观察主线，在战后生物科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从“避孕药”“人工授精术”和“基因工程”等入手表达了对当代英国社会生命伦理的关切。首先，作品中口服避孕药的流行解构了传统婚恋观，流露出“道德家庭”让位于个人主义伦理的隐忧，并通过对激进女权主义的驳斥，揭示了人类孕育生命的恒久愿望。在此基础上，小说进一步探讨了人工授精术满足人们生育需求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伦理困境，暗示了依靠亲情联结跨越血缘壁垒的救赎路径。最后，作家的思考不断纵深，检视了科学功利主义实践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和现代人对自然好奇心的失落，警示了基因工程对人类存续的潜在威胁，强调了关注生命内在超越性与创造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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