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以花喻人的手法不同，中唐以降古典诗歌出现了以人喻花，特别是以肉红喻花的反向应用，并在宋代蔚然成风。苏轼《定惠院海棠》中“红映肉”之喻，广为后世诗人接受仿写，并在唱和与品评中不断经典化。但“红映肉”在清代却因尖新俚俗的鲜明宋调风格，在“宗唐”与“宗宋”两派的诗学接受中产生了明显的分化乃至论辩，甚至日本汉诗学家都参与了这一讨论。对“红映肉”一类以肉喻花语典的接受，可以成为从具体文本考察创作与诗学接受中唐宋诗之争的典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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